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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专家：中国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北大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副主任蔡志洲认为，跨越陷阱，制度创新最重要

《21世纪》：十八大作为新起点，下一步解决经济发展问题，应该主要在哪些方面，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蔡志洲：主要是四个方面，一是制度创新，尤其是要加强廉政建设；二是要推动技术进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提高效率而不是增加投入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三是要经济结构调整、解决经济发展的失衡问题(不同地区经济发展失衡、不同的居民群体收入失衡、投资和消费及出口发展间的失衡等)；四是要解决外需和内需的关系，增加内部经济的稳定性。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综合各方的讨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是不能保持持续的制度创新，经济和社会发展缺乏持久的动力。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保证，这首先需要有一个有群众基础的、具有较高行政效率的政府，在现代社会中，这种政府效率需要通过不断的制度建设来改进。在很多国家，最初的经济起飞往往是通过政府指导对银行贷款(间接融资)，进而实现私营经济的发展来实现的。进而“寻租”行为普遍发生，当资源的配置不是根据效率原则而是根据腐败指数来配置，其效应自然难以保障，这必然导致这些国家走入中等收入陷阱。

反之，一个国家或地区如果注重制度建设，关心大多数人的利益而不是维护少数利益集团，注重惩处和清除腐败，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就有了基本的保证，如新加坡、香港和韩国都很注重惩治腐败并形成了一系列制度，这对它们的经济发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其次是技术创新能力不足，不能通过稳定地提高效率来保持经济增长。新加坡、韩国的经济之所以能长期保持较快的增长，和它们注重人力资源的培养以及研究开发的投入是分不开的。反之，如果一个国家只是出卖资源而不注重研究开发以及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它的增长就只能依靠加大资源的开发量，或者寄希望于资源价格的提升，这种发展必然是有局限性的。

第三是经济发展失衡导致资源配置恶化和供需失衡。经济发展失衡包括收入分配失衡、地区发展失衡、投资和消费失衡等。对于低收入国家而言，在经济起飞初期，往往伴随着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部分地区的经济优先获得发展以及积累率的迅速提高，这对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率具有积极的作用，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社会经济发展就会要求在新的基础上形成新的均衡，即减少收入分配差距、大城市和中小城市都获得发展、城乡差距缩小、中低收入居民家庭明显改善等。如果在这时有科学合理的政府干预和制度安排，形成这种新均衡的时间就会大大缩短，否则很可能会经历一个长期甚至是痛苦的过程。

严重的收入分配差距、少数大城市的畸形发展和其它地区的极端落后并存以及消费拉动不足，是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基本特征。

第四是发展中对外部世界的过度依赖，经济活动缺乏内在的稳定性。很多中等收入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对外部的资源存在着较大的依赖，如资金、技术、人才、市场等，而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又没有及时地对自身的资金结构、市场结构等加以调整，这样，外部世界的动荡和风险往往严重地影响本国经济的稳定。一些拉美国家从上世纪70年代末起，就一直处于债务危机的阴影中，这和它们外资结构不合理、又没有适时地进行调整有很大关系；还有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发展过分单一，对世界市场的依赖过大，国际市场一发生变化，国内经济就受到严重冲击。

以上所说的这些问题，在中国也是存在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因此，中国也存在着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但是和那些经济长期徘徊或增长缓慢的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不同，中国目前仍然处于高速经济增长的过程中，经济发展中虽然存在着很多矛盾，各个方面对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也在增加，但中国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的基本条件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如果我们能较好地改善和解决各种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矛盾，中国便有可能继续保持一个较长时期的高速经济增长，使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更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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