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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西门户厦门：是驿站还是栖居地

作为“海西”门户的厦门，自20世纪80年代末起，便一直是台商进行大陆投资的首选之地。全国4个国家级台商投资区有3个落户厦门，吸引了近3300家台资企业，其中不乏春保钨钢、台塑、友达等台湾产业巨头的身影。按照厦门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会长曾钦照的说法，“厦门与台湾有‘五缘’，即血缘、地缘、文缘、商缘和法缘”，彼此交织在一起。

不过，1995年开始的“褪色十年”，迫使厦门对商业文化进行重新思考。在投资者的启蒙下，厦门学会了从“因缘求商”转向“因地求缘”，按照外部的商业需求设计城市能力。

供应链软肋

吴进忠是厦门台商协会的前任会长，亦是最早在大陆投资的台商之一。1989年，吴乘坐一架只有7个人的包机来到大陆，在考察了广东、福建等地之后，最终决定将他的眼镜工厂放在厦门新设立的杏林台商投资区。在这块荒凉的土地上起步之后，吴的生意一路顺风顺水。现在，吴在大陆拥有4家工厂，一年的营业额超过3000万美元，生意也从单一的眼镜代工，干到了后来的偏光科技，再到现在的电子零配件。在吴进忠之后，有接近60家台湾的中小眼镜厂商来到厦门，开设工厂。20年后，厦门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眼镜代工基地之一。

吴的经历，是那个时代台资产业向大陆转移的缩影。

1987年，台湾开放对大陆探亲之后，在大陆投资增长迅速，厦门成为台商落户大陆的首选落脚地。这并不是因为交通方便。恰恰相反，受到当时政策的限制，在连两岸包机都没有的情况下，台商到厦门投资办厂，只能绕道从港澳中转，远不如在广东等地方便。真正吸引台商的是血缘和政治考虑。台湾60%的人口是闽南人，大都会讲闽南话，而厦门是闽南文化的中心之一，这让他们少了一种背井离乡的感觉。

在当时台商所有对大陆投资的1亿美元中，厦门占到了1/5。当时，作为中国首批设立的四大特区之一，厦门凭借台商的支撑，发展速度紧随深圳之后。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后期，台商先后经历了从以轻纺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到以石化为代表的资金密集型产业的转移，这种上下游产业链的完整转移，确立了之后20年间厦门的产业结构基础，使厦门搭上了一列“台资快车”。1995年，是厦门吸引台资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顶峰，截至这一年，厦门所吸引的台商投资，占到了台商在大陆投资总额的40%。

一切似乎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不过，正当厦门以为接下来一切都可以水到渠成时，新一轮的产业转移却将它“意外”地抛弃。从1998年开始，以IT和消费电子为代表的又一轮台资转移高潮出现，作为台商曾经的乐土，厦门的软肋暴露出来。

20世纪90年代末的电子产业在诞生之初即被注入全球化的基因。由于分工变细，离岸外包成为制造模式中重要的选择。这种特性，使得电子产业对全球供应链能力要求空前提高，所在城市必须有足够发达和开放的物流转运体系支撑。受到“战备”思路的制约，福建是建国以来中央在基础建设上投资最少的一个省份。1995年，李登辉访美使得两岸关系急转直下，亦抑制了福建刚刚燃起的建设热情。当时，厦门在基础交通条件上的欠缺显而易见：港口不能停靠大船，航线稀少，外贸所依赖的集装箱运输不能展开；铁路只有一条，即便坐火车去最近的省份江西也要绕十几个小时；直到1997年，高速公路仅有泉厦一条。

1998年戴尔电脑(0,0.00,0.00%)落户厦门。这个巨无霸项目在投产后不久，一度占据厦门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的1/3，成为这个城市的“名片”。戴尔以供应链管理为核心竞争力，因此在很多人看来，厦门一定将从中受益，赢得与之相匹配的物流名声。

但这只是一个假象。戴尔的一家独大，对于厦门的产业结构升级和物流改善，并没有带来什么影响。尽管戴尔从事的是当时最热门的IT行业，但在很多情况上与最初的台资一样，带有飞地经济的特征，业务属于典型的来料加工(客户为供应商提供原材料，区别于进料加工)，供应链两头在外。在物流保障上，一家独大保证了戴尔在通关上享有的特权。一位工厂高管透露，在厦门，只有戴尔可以在晚上两点给海关官员打电话，叫他们起来办理通关手续。同时，戴尔很多高附加值的零部件，是通过空运完成的，而戴尔的厂房紧临机场，这些特殊的物流条件，使戴尔独立于整个城市物流不畅的现实之外。但对于贡献了厦门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的40%以上的台商来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曾钦照是厦门台商协会的现任会长、多威电子董事长，他的工厂当时为索尼代工制造PS游戏机手柄，面临的困难非常典型：海运订舱很不方便，而货主对时间的要求苛刻，加大了订单执行的难度；由于产品出口要考虑包括贸易、融资等因素，与倚靠亚洲金融(2.39,0.04,1.70%)中心香港的珠三角相比，厦门的劣势更加明显。他说，“早期珠三角来料加工比较多，加工贸易比较多。而在厦门的台商进料加工比较多，因为这里没有香港的三来一补”。台商的贸易模式其实有利于这些产业的本土化，但厦门并不理想的物流条件，实际上扮演了阻碍这一积极进程的角色。

由于基础设施投资的欠缺，厦门像小岛一样孤零零地立于产业转移浪潮之外，在承接台资转移的进程中显得后发无力。2000年，厦门所吸引的台商投资，在台商大陆投资中的份额已经从40%急剧下降到不到20%。

不仅吸引新的投资没有赶上步点，前期投资的企业也在考虑撤出。此时的厦门用于吸引企业最重要的筹码仍然是土地和财税政策，在腹地城市虎视眈眈的竞争下，人力成本更高的厦门并不具有绝对优势。

新的产业拼的是速度，厦门没有做好准备；旧的产业拼的是成本，但一旦只能和内陆城市拼成本，厦门还能剩下什么优势呢？

第三轮台资转移疑局

2009年，尽管在“海西概念”的催化下，承接台资转移重上轨道，但时过境迁，厦门显然无法重复此前的东莞模式和昆山模式。厦门对于新一轮台商的吸引力在于，城市过去没有经历过耗竭式的开发而留有从容的空间。在翔安新建的开发区中，友达光电和厦华新建的巨大厂房旁边，仍留有大量廉价的土地待开发。但与八九年前不同，由于沿海城市的经营成本已整体抬高，且此轮产业转移更具全球化色彩，面对的竞争对手除了漳州这样的腹地城市之外，还有越南、缅甸这些新兴的制造工厂。

更重要的是，金融危机过后的退潮，已让很多沿海城市意识到，像东莞那样在飞地经济上押上全部筹码，在长远看来未必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在第三轮台资转移的一开始，厦门即面临抉择。曾钦照认为，除非一些问题得到解决，否则海西形成热点会“很困难”。

对于曾钦照的多威电子来说，目前厦门的人工成本与苏州接近，优惠政策大同小异，但与新一轮产业转移中的代表型企业友达光电不同的是，作为供应链的上游企业，多威电子没有从海外进口原材料的依靠，因此在设立工厂时，为了节省成本，必须尽可能地靠近华东和华南的货主企业。这对于没有在上一轮产业转移中建立产业集群基础的厦门来说，是一个避不开的难题。而在厦门，这样的中小企业比友达光电更具代表性，也是当前产业结构中的现实基础。

2007年，多威电子的营业额比上一年翻了一番，达到3.6亿美元。其生产的笔记本键盘，占据全球市场50%的份额。但曾的企业发展迅速，并非完全受益于厦门的城市重建。早在多年以前，多威电子就在苏州、东莞等地设立了工厂。回忆之前的经历，曾说：“如果不是因为买了房子，也许早就走了。”在厦门投资的台商，厂房多是买下来的，而非像东莞那样的租赁。对于商业来说，这是一种扯不断的缘分，亦是一种牵绊。

让友达光电厦门公司总经理蔡清忠头疼的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人才。

他经常遇到的尴尬经历是，作为集团下平行的子公司，友达厦门与友达苏州的招聘总是在一起的，而在选择工作地时，苏州永远是求职者们的优先选项，即便对于在厦门长大的学生来说也是如此。“因为那是一个明星区域，是天堂，加上它的园区是跟新加坡政府合建的，配套非常完整，吸引力自然比厦门来得大。”对于这家更强调研发和设计的全球性企业来说，厦门仅仅作为福建的“大上海”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它必须拥有更大的经济和文化吸引力。

随着两岸联络的日趋紧密，厦门原来独有的地缘优势，也在某种程度上被冲淡。例如，大三通的实现，就在一定程度上分流了小三通的客源。

过去八年中，台商进入大陆，不论他的去向是上海还是北京，除了以包机方式和港澳中转之外，必须要以厦门为中转站，这让厦门在招商引资上“近水楼台先得月”。但从2008年底开始，台商直飞上海等地，用时不过一个半小时，这无疑大大扩充了他们选择的宽度。现在，大部分的台商并不像友达一样，在地理位置上依赖台湾，因此，它完全可以将工厂放在青岛、大连甚至武汉、太原，而人流和货流不受影响。对于厦门来说，这种威胁并不是未来，而是现实。事实上，早在大三通实现之前，郭台铭的鸿海电子已经证实了“去海化”的可能性。

厦门用了八年时间，补足其在产业梯度转移中的缺失，到头来却发现，这些补足并不能换回台商的忠诚。一旦气候变化，他们仍将如候鸟一般离去。而他们的退出成本并不高昂。

一个侧面的例证就是前文提及的，厦门曾经的“城市名片”戴尔正在考虑搬离厦门，而厦门市政府远赴戴尔美国总部的劝说也没有能够让戴尔放弃打算。

另一个消息渠道则披露，戴尔希望富士康接手厦门工厂，但对于已经把产能从深圳向武汉、太原转移的富士康来说，这显然不是一笔理智的买卖。

现在，不论台商还是戴尔，很多人寄希望于厦门能借海西热潮，出台新的优惠政策。由于遭受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冲击，这种要求在2009年上半年变得更加急迫。曾钦照说，现在厦门已经没有作为特区的任何政策优势，用工和土地却要比腹地城市贵很多，“民营企业思考很简单，就是将本求利，赚不到钱的企业就会离开”。多威电子所在的电子行业，平均利润率在3%-5%之间，在2009年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统一之后，其所得税率从15%上升到20%。

上半年，厦门市政府多次召开台商座谈会，商讨台商解困对策。但对于这个正在海西梦想下重建自信的城市来说，问题的解决思路并不像台商期望的那么简单。过去20年的产业转移已经揭示出一个道理--仅仅从成本的角度出发，难以建立一座城市稳定而持久的竞争力；利用与台商血缘相通，寻求传统地缘概念之外的商业契合点，对于厦门来说才是根本解决之道。

科学家发现，在影响候鸟改变迁徙路线的因素中，栖居地的食物数量有时并不一定是最重要的。事实上，候鸟在长期进化中，可以根据栖居地的环境变化演变出有利于个体生存的摄食习惯。但有时候，可供鸟类建巢的树木或岩壁资源的减少，反而会改变其沿袭几千年的迁徙习惯。如果把台商比作候鸟，把厦门比作候鸟的栖居地，同样的生态法则亦然存在。影响台商候鸟选择的，不仅仅是直接的食物(商业利益)，亦包括其生活空间等生态因素(商业文化)。指望靠人工投食的方式，改变候鸟的迁徙习惯，无异于刻舟求剑。在一个真正的生态平衡下，候鸟和栖居地的基因应当是互相依存和影响的，研究并创造这种基因，才是促成候鸟留守的根本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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