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为何亲推一带一路0耐磨板

习近平为何亲推“一带一路”？

中国外交部亚非协会理事 曹辛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什么是‘一带一路’？概念不清楚。”欧洲外交官这样告诉笔者。

中国已经进入了举国“一带一路”的时代。而作为一个13亿人口、GDP总量世界第二、经济增长速度仍然位居世界第一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最新国家发展战略，它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世界性的话题。

我们发现，在本应最清楚情况的中国国内，当前在这一问题上却出现了几种现象：一是多数讨论言不及义，二是思想界陷入左、右争执；而且已经出现了“‘一带一路’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这种我们早已非常熟悉的现象。在这种情形下，国外舆论就更加摸不着头脑了，而在国外的环境下，舆情必然影响民众心理和政府的决策。

当我们回顾这几年“一带一路”战略的由来和发展时，我们发现：“一带一路”可真不是说说而已，它是中国政府在当前内外环境下的现实选择。

“一带一路”缘起于学界的讨论

“一带一路”战略最早来自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辑思在2012年秋提出的“西进”战略构想，它为“一带一路”战略提供了早期的思想源泉。

这一观点明确提出了“西进”战略最根本的背景，即：“中美两国在东亚的竞争，已日益呈现某种‘零和格局’”，因此需要有一些新的、具有全局性的、陆权与海权并行不悖的地缘战略“再平衡”思考。就是说：中国要在维持东面与美、日“竞争”的同时，大力“西进”，进入这个中国外交传统上的非重点区域。我们从今天中国政府把“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并举，并合称为“一带一路”的做法上，可以看到王辑思提出的“陆权与海权并行不悖”的观点痕迹。

王辑思还为他的“西进”战略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依据，从而给他提出的外交新战略增添了开拓国内市场、促进国内经济发展的思考路径。在内外经济不景的背景下，他的观点对官方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特别是，他把外交战略上升到了发展国内经济的主要手段的层面，这使“西进”战略的意义得到了空前的升华。

然而，王辑思毕竟不是经济学家。在他的“西部大开发”论述中，不少都还是属于传统的政治层面，与中国经济当前现实状况结合的紧密度尚嫌不够。

尤其是，作为学者的王辑思可以公开谈中美在东亚博弈的“零和格局”，但作为中国政府的国家战略，却无法公开这样说，因为那等于是公开与美国为敌。

也是在2012年，学者林毅夫向中央建议：中国可以吸取美国“马歇尔计划”搞资本输出和购买资源的经验，以自己雄厚的外汇储备，收购国外资源，投资国外基础设施，出口国内过剩的产能。林毅夫“马歇尔计划”的政策建议，已经把话说得再清楚不过了。而吴敬琏也针对中国经济现实的迫切麻烦提出，靠投资拉动国内增长已经几乎没有出路，只有通过向国外投资，才能避免产能过剩、资源浪费、房价高企、地方债等困扰当前中国经济的问题，还能增加外汇储备。

另外，原籍浙江的新加坡学者郑永年的两个观点也在中国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是将中亚等欠发达地区培育成中国潜在和未来的商品与资本输出市场的观点。郑永年认为：虽然目前中亚等地不发达，但中国通过向这一地区投资，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把当地培育成新兴市场后，它们也能在未来购买中国产品，向中国借钱。另一个观点是：日本、欧洲和美国均已进入老年化时代，而中亚、伊朗、巴基斯坦等欠发达地区人口结构非常年轻而且不发达，只有它们才会大量消费中国产品。值得注意的是，浙江省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主政过的地方。

所有这一切，都引起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的高度关注，刘鹤本人也被国外称为“习近平首席财经智囊”。

随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不可持续性日益显示无疑，而在中国的东面，美、日对中国的压力未有丝毫的减弱。“一带一路”战略于是走到了台前。

习近平为何亲力亲为

2013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倡议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

10月3日，习近平又在印尼国会发表演说，倡议中国与印尼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而在此前一天，习在同印尼总统苏西诺会谈中，倡议成立亚投行，为包括东盟在内的亚洲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服务。至此，中国向世界公开宣示了“一带一路”的新国家发展战略。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新国家发展战略在表现形态上，很大程度上是经济拓展，而非军事的、在一定程度上暂时也很难是政治的，因而同“西进”战略相比，“丝绸之路”的名称对中国来说，是个不错的概念。同时，这一战略也开始由习本人亲自主导、主推。

实际上，早在“西进”战略刚提出时，欧洲外交官就向笔者暗示：欧盟已经确立了和中亚五国的“紧密战略伙伴关系”，因为“我们不能受制于俄罗斯这样的能源供应商”。因此中国的“西进”战略和欧洲“紧密战略伙伴关系”政策“互相冲突”。同时，印度至今还对“一带一路”有所保留，他们的外交官甚至在莫迪访华前还不无自豪地、微笑着告诉笔者：印度可能是“‘一带一路’唯一的麻烦”。

而在国内，直到今天中国经济部门仍有少数人对这一战略，特别是互联互通的重要工具——高铁的投入与产出效益表示怀疑。

但是，习个人被美国称为“前所未有”的强势领导力和对“中国梦”的执着追求，加上中国经济形势现实的紧迫压力，使得这一战略呈现出“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态势。同时，对于成长于十年文革的这一代中国人来说，毛泽东那著名的“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和白求恩国际主义精神的教育，应该是有影响的，它使得这代人在青年时代潜意识里便具有了“国际意识”。

习这样做应该是有他的道理的。5月下旬，网上流传的一个段子不无参考价值，这个段子说：“习主席近日秘密命令”，通过“一带一路”把中国投资过剩的产能释放到国外；把中国如饥似渴的消费能力，通过“自贸区”吸收到国内来；把过往中国人民盲目乱窜的巨量货币，通过“股票市场”转移到实体(经济)去；把中国无处可去的外汇储备，通过“亚投行”投资到同盟国去；把不能适应全球一体化竞争环境的企业都引导资本市场锻炼去。

2014年是习近平向国际宣讲这一战略、为这一战略落实金融运作工具的一年。

当年5月21日，习在被国外媒体称为宣示“亚洲版门罗主义”的上海亚信峰会上做主旨发言时指出：中国将同各国一道，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尽早启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2014年11月8日，在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对话会上，习提出了“一带一路”第一步的核心内容，包括：以交通设施为突破口，优先部署中国同邻国的铁路、公路项目，实现亚洲的互联互通。

特别是，中国向世界宣告，中国将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而就在两周前的10月24日，21个亚投行意向成员国在北京签署亚投行《筹建备忘录》。年底，“丝路基金”完成工商注册，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战略的两大金融工具平台已经形成。

在当年11月召开的APEC峰会上，互联互通内容被写进《亚太经合组织推动实现亚太自贸区北京路线图》和《亚太经合组织互联互通蓝图》两个文件里，这使“一带一路”有了国际社会认可的性质。

2015年3月，中国发改委、外交部和商务部共同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的文件，这个号召举国参与“一带一路”战略的文件，使得中国进入了“一带一路”的时代。

那么在中央层面，当前是哪些机构在落实“一带一路”的构想呢？

今年2月1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张高丽、王沪宁、汪洋、杨晶和杨洁篪位坐会议主席台，这意味着推进“一带一路”的领导班子成员已经产生。4月，发改委西部司巡视员欧晓理和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在一场针对驻华高级外交官和外企代表的吹风会上，透露了上述四人在推进“一带一路”中的职务：政治局常委、常务副总理张高丽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副组长为王沪宁(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央改革办主任)、汪洋(分管对外经贸)、杨晶(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杨洁篪(国务委员、分管外事)。

这些领导人的职务意味着，国务院是推进“一带一路”主要的执行和落实单位。

在这个领导小组下，参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部委为发改委、商务部和外交部。但领导小组最重要的日常办事机构，即：“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则设在发改委，由排名第十的副主任王晓涛，协助排名第二的副主任何立峰负责“一带一路”工作。而何立峰曾任习近平主政过的福建省的省委常委兼福州市委书记(副省、部级)，2009年调任天津滨海新区工委书记，主管滨海新区工作；后任天津政协主席(正省、部级)，去年调任发改委排名第二的副主任(排名第一的副主任为刘鹤)、党组副书记。因此，“一带一路”的落实无论是干部配备还是机构设置上，发改委在推进“一带一路”战略中的地位都非常关键。

上述三个部委于5月27日至28日，在重庆共同召开了“亚欧互联互通产业对话会”，并发出了“拓展亚欧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区域内货物、服务、资本和人员高效流动”的《重庆倡议》。前商务部副部长魏建国认为：这意味着“一带一路”进入了加速落实阶段。但客观上看，“对话会”主要还是在宣传、宣示。

除了上述部门外，还有一个部门也在上述领导小组下，积极参与“一带一路”的相关工作，这就是属于中共中央部门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该部之所以在推进“一带一路”中比较活跃，原因之一应该是：至少“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国家的中亚五国和俄罗斯都是前社会主义国家，而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包括对部分欧洲执政党的党际外交，该部一直具有传统优势。而且，现任中联部部长王家瑞同时兼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属于国家级领导人序列，这是该部不同于外交部的地方之一。

目前中联部主要在做两件事情：一是自去年开始便一直在筹建“一带一路”智库，并在此基础上筹建合作联盟，4月8日，由该部牵头的国内首个“‘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成立，10天后，这一联盟已有59家智库；二是向境外做“一带一路”的答疑解难工作，4月中旬，该部一天内向驻华高级外交官和外企驻华代表连续做了两场解读会。这些也属于宣传和务虚的层面。

举国体制的力量世人皆知，尤其是在方向正确、以及有好的干部和协调的前提下。那么在目前的协调之下“一带一路”运作的现状如何？这是需要讨论的另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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