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驱动力在哪里0汉川

中国经济发展驱动力在哪里？

题要：

中国股市持续下跌，所产生的负财富效应是当前中国经济快速下滑的根本原因，为维持GDP的增长不得反复采用国债等外延投资来掩盖掠夺性的股市所引起的经济下滑。经济的拉美化并不是人们所願意选择，深重的危机在于社会没有制衡利益集团的力量，也在于人们所持有的传统理论与观念使人们根本不能看到自己真正的利益所在。自己的行动正在加深自己的危机而不自知。

当《货币迷局》大声地告知国人，股市有“货币放大”作用，股市是可创生财富也可湮灭财富时，对这种打破传统的理论，多数国人都将信将疑；当我在《印钱消费》与反复撰写的博文中告知国人，股市是客观存在的第三次分配(见蔡定创《印钱消费》)，在发生产能过剩后必须要用“双轮经济”的手段驱动经济时，多数人都持反对态度。现在，由股市所造成的危机又将逼近，管理层也因股市的负财富效应所引起的经济下滑再一次启动几千个地方投资项目。我是不反对这种凱恩斯主义政策的。但是在股市负财富效应下，这是一项国富民穷的措施，因为不仅使投资低效益，也使社会财富不断地向权贵资本集中，社会两极分化加剧，经济将更加不稳定。造成大多数国民巨额亏损的股市已经使民心尽失，网上怨声载道。在这个关口，为了使国人认识到自己的利益所在，创源智库特发起对虚拟经济理论的讨论会，意在使国人懂得，虚拟经济不是击鼓传花，是创造价值也能大量湮灭价值的经济体，只有使用“双轮经济”驱动理论(详见蔡定创《货币迷局》第十章)，中国经济才能实现内需驱动转型，实现再发展三十年目标。

一、理论迷失使国人找不到发展的方向

中国经济近年来风波不断，离开外延增量投资经济就快速下滑，虽然大家都明白内需驱动转型迫在眉睫，可就是转来转去就是转不进门，反而更加懵头转向，不知所措。于是各路专家都纷纷开出药方。有提高工资改革药方，有加深城市化药方，有改革国有垄断企业扶持中小企业药方，有温州金融改革药方，有减税药方等等。

这些药方有没有一些效果？能不能支持中国经济后三十年的发展？简要叙述一下我的看法：

提高工资改革方案千呼万呼不出来，可见阻力非常。听说今年底能出台。此是属于一次分配，无疑是促进经济的重要内需驱动力，但前提条件是要有一个至少是不产生负财富效应的股市配合，因为在己经解决温饱的中国，人们为购买大件消费(如房产)，通常需要将积累的工资收入放到股市上，负财富效应的股市一放就放没了，工资收入的增加也将大打折扣。何况增加工资实际上是不能期望过高，只是部份地缓解严重的分配失衡。

持续加深城市化药方是己被管理者看中的。其实，我在《印钱消费》论著中的开编第一章《未来30年，房地产仍然是主战场》就说过，在人们的衣食住行中，住房是仍有着最大的潜在需求。但是城市化会受制于收入分配因素与房地产政策的制约，在我国至今收入分配仍在继续加大的情况下，不解决严重的二极分化的分配问题，不将房价降到合理的程度，继续深化城市化只会产生GDP的好看，而不能实际增长国民财富。这就是说深化城市化必须需要有效地解决分配问题才能真正发挥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

改革国有垄断企业是西方经济学自由派呼声最高的，也正被采用并开始实施。在国有垄断企业中的确存在严重的贪腐与企业效益问题，也存在国企变成实际上的小团体利益而自肥问题，但这些本质上都是管理上的问题，有些是行政腐败的延伸，与私有化是二种性质。这其中要区别国企私有化与给本国民企开放一些参与国企竞争的机会，这两者之者的区别。现在的改革实质到底是那一种，我不是很清楚。我认为如果改革是为私有化而不是改进管理，恐怕老百姓不会答应。当然国企管理问题既使解决得好，对后三十年经济增长的动力问题有些帮助，也不会象世行报告所说的那么大，因为后三十年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是全面的产能过剩、分配失衡。而国企的分配的均衡性状况显然比私企要好得多，改革总体上会降低国企的比重。

扶持中小企业问题上存在一个重要的误区，就是人们总是用经验来指导行动。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期，温州、江苏模式的兴起都因为当地政府对中小企业采用了有力扶持政策。此一度成为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经验而广为学习。但是，人们忽视了现今已经不是三十年的情况了。当时的情况是中国资本普遍的缺乏，而现在是普遍的产能过剩。在产能过剩的条件下，企业必然要发生兼并与重组，大量的中小企业倒闭与被兼并，这是经济规律的必然，如果对这种已发生产能过剩的企业去扶持，政府这是在倒行逆施，只会引起更大的社会效益上的损失。我曾在《为何中国的创业板是负价值》一文指出，我国股市创业板政策，实际上是对一些即将发生，或己经发生严重的产能过剩的中小企业通过股市圈钱提供资金来扶持，就是在做这种倒行逆施，一方面加剧了我国的产能过剩，另一方面使股市产生负财富效应使经济向危机转向，给中国经济产生了难以估量的效益损失而国人并不自知。

但是相反，对商业，服务业中的自谋职业者是应该坚决扶持的，包括减税与资金上的支持，此能增加大量的就业，又能提高社会服务化的水平，增加社会总效益。我国宪法学家蔡定剑曾在电视台公开辩论中提出过，给小商小贩一片生存空间，就有这一层含义。

温州的金融改革主题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与民间金融问题。此我认为在指导思想上是有问题的。从经济的全局看，温州老板的跑路潮问题本质并不是金融问题，而是产能过剩问题。对过剩产能的企业，经营不好者就必然要发生资金链断裂，而银行不管如何地改革，不可能改到它不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所以说，抱着扶持中小企业，解决民企融资难的目标来解决温州问题是个错误的目标，对全局经济不会有任何的帮助。

减税的药方，要看怎么减的具体方案。如果仅对年收入在10万或20万这样的微企减税，有利于增加就业与降低居民的生活成本(因为小微企业都是一些与居民生活服务相关的，减税会降低这些服务产品价格)。如果在收入分配改革中设置为职工增加工资而对中小企业减税，这应该也是一项可行的政策。对全部企业平均减税，会以降低总的二次分配水平为代价，使内需驱动转型更为困难，对经济发展反而有害。

综上所述，上面所有这些方案，既使都按好的方向去评估，虽然作用大小不一，但都不足以成为未来30 年可持续驱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与上述的各项相互比较，深化城市化在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上持续力比较大一些，但必须要有正确的房地产政策配合与股市的正财富效应的配合，单方面的强行拉动会导致经济更加畸形并缺乏持续力。在股市的负财富效应条件下，三五年内就会深化城市化彻底失去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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